离开陕北已近十年了，时间可真快啊！你，快把我忘记了吧，可是我怎么能忘记你呢——陕北。
　　 黄土高原、革命圣地、安塞腰鼓、信天游、大秧歌、宝塔山、延河，我如果给出这些提示，你会毫无疑义的猜出是延安。是的，这是并不了解延安的外地人给她贴上的标签，而我一个在这里生活了十几年，将我最好的青春都奉献给了这个地方的人，对她的印象怎么可能只停留在这些标签上面呢？第二故乡、火热、紧张、严肃、艰苦、磨炼、汗水、嘹亮的呼号，整齐的步法、冬天的冷、各种面食、民众的纯朴、离开时的落寞……关于延安，我要说的太多了，我要说的是我印象中的延安，是我经历过的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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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年
　　 说起延安的往事，时间要上溯到上个世纪的1993年。
　　 1993年我高中毕业，实际上我并没有参加高考，因为我的高中学习成绩很是一般，英语和数学简直是我的克星，下学后就在家里修补地球——农村种田是真辛苦：锄草、挑粪、打农药、插秧、割谷……我除了没有耕过田——那是个技术活；农忙时很早就起来，夏天里太阳能晒脱皮，就是不忙了也得去放牛。
　　 那时农村的孩子无非这么几条路，要么考学，要么打工，或者当兵，或者学门手艺，再不就是外出投亲做点事，留在家乡种田的寥寥无几。学艺的想法家长不是没有过，那时候兽医很吃香，差点让我去学兽医，但是这绝对不是我所喜欢的，所以我拒绝。
　　 种田是辛苦而单调的，精神生活贫乏，朋友也不多，少年那种天生对远方的渴望，后来就是一门心思想当兵。
　　 我当兵的过程也十分曲折，那时候农村做什么都得讲关系，加之我的眼睛用当兵的标准来说有点对眼，因而接兵部队当时是不愿意接我这个兵的，后来找了县武装部的，直至起运时接兵连与武装部还在争执，不过最后还是走了。应该说我到部队没有给老家和武装部的丢脸，我没有当逃兵，我靠着自身的努力还考上了军校。
　　 接兵连的带着我们县上的五十五个新兵，从县城到省城，从武汉到西安，再从西安到延安。
　　 那时在定兵之后，我已经知道了是延安的武警部队。对于一个从来没有走出过家乡，连省城都没有到过的少年来说，会对延安有什么了解呢？无非就是课本里学过的《杨家岭的早晨》、贺敬之的《回延安》，还有那个年代红极一时的流行歌曲《我家住在黄土高坡》，那时没事也跟着哼唱几句，只是没想到真正走进她的怀抱，并在其中生活了十几年。
　　 在没有到达延安之前，我曾经用最丰富的想象去构思延安的生活，用最美丽的憧憬去勾画未来的军旅生涯，但是现实的生活与想象的距离何止是十万八千里。
　　 如果时间没有记错的话，到达延安那天应该是1993年12月24日。我们到达延安的时候是凌晨，那些山顶上的窑洞里还有星星灯火，让我误以为那是高楼，当时心想：延安的楼可真是高啊！但事实是在90年代早期延安还没有什么高楼。
　　 到达延安后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冷，可真是冷，对于生活在江汉平原上的我们来说，西北的天气真是冷得厉害，风像刀子一样往脸上刮。
　　 梦想在现实面前破灭得很快，到了部队之后，马上就是各种的不习惯：饮食不习惯而且伙食非常不好，训练很不适应，管理特别严格，班长的管理简单粗暴，时常会受到各种莫名的惩罚，回想起来，那时候能坚持下来也真的是很有毅力了。
　　 毫不夸张地说，能在那个时候新兵连挺过来的绝对是好汉，如果放在现在，肯定有许多孩子是挺不过去的。我当兵时的体重是108斤，45天后进行再复检的时候，我只有100斤。
　　 1994年我被分到延安市中队，后来改为宝塔区中队，当时算是支队最好的中队，一是因为是执勤中队训练强度不是那么大，二是因为那是城区中队，比之分到姚家坡和机动中队的那些兄弟我们要幸运许多。
　　 在延安市中队时常可以参加警卫勤务，因为经常有中央首长来延安，因而时常可以见到一些中央首长，所以在延安市中队很是见到了一些高级领导。
　　 那时候训练强度很大，而且新兵缺乏关怀，所以受伤是常有的事。那年刚下到连队时间不长，在训练双杠做第二练习曲臂摆动的时候，由于自己胳臂上缺乏力量，自己也掌握不好，训练保护措施不到位，导致自己四仰八叉的从双杠上硬生生的摔倒在地上，简直把五脏六腑都要摔碎，那种疼痛不是能用语言能表达出来的。
　　 因为是新兵，摔了之后也没人关心你，又不能经常请病假，买了几瓶红花油让战友王斌给擦擦，执勤训练和其他的工作还得照常，因而落下了病根子，后来在军校里参加摔擒训练再次受伤，致使形成腰椎间盘膨出。
　　 1995年我因为各方面表现比较好，被送到支队教导队参加骨干培训，这让我朝着军校之路迈进了一大步。
　　 1996年我参加了各级考试，并且突破重围考上了军校。
　　 考上军校这件事还是挺让我引以为豪的，自以为算是个励志的例子，因为我当兵时考军校的目标就非常明确，为着这个目标我付出了各方面的努力，这大概就是所谓的苦心人天不负吧。
　　 对于一个部队的农村孩子来说，考军校来摆脱农门大概是很好的一个选择，但绝对不是件容易的事。
　　 真正萌生考军校而且朝这方面努力是在1994年的冬天。那时老兵已经退伍，这样我们跟第二年兵的关系就相对融洽了些，加之冬天兵力很少，天气又冷，除了执勤基本上也就很难开展训练，我们也就有了些属于自己的时间，我决定要考军校。
　　 既然是要考军校，就得考文化，还得考军事科目。武警部队当时有一套专门供士兵考学用的教材，可以通过汇款把教材邮寄过来，但是我当时并没有买这套教材。有次偶然的机会，我到了支队机关问其他战友，能不能帮忙弄一套别人不用了的教材，谁知还真有一位战友帮忙给我捎了套教材过来了，不到现在为止我依然没有搞清楚那套材料是那个战友捎给我的，虽然我在许多场合提到过这件事，但是真相一直没有揭开，真心的要感谢他。
　　 自从有了这套书，我除了部队执勤和日常工作，就是一门心思的搞复习，因为当时我的书并不全，没有英语也没有军事理论，于是我就借另一个也参加考试战友刘晓兵的书来看，我深刻记得我把那本军事理论书整个抄了一遍，虽然书不厚，但是我整整抄了三个笔记本。
　　 到了1995年又一批新兵下队后，我们也就成了第二年兵，这时我们在中队的地位就明显提升了，干的活也少多了。部队那时有“一年干，二年看，三年向后转”的说法，这其实是非常现实的反映。因而我学习的时间也就更多了些。因为考试要考军事动作的，因此每天晚饭后我就和一起参加考试的战友刘晓兵一起加操练体能、练单双杠，这也为我的军事动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幸运的是那年我从支队教导队回来后并没有到新训队带新兵，也就有了更多的时间搞学习。1996年初支队在组织士兵进行预考时，我在全支队是第三名，这极大的鼓舞了我，也增强了自己的自信心。
　　 在参加支队的预选通过后，五月再次到省里参加总队的预选，我又再次通过。在通过总队的预选后，我们这些入围的战士到西安指挥学院参加了为期两个月的集中学习培训。当时我在学院集中学习时并没有那么的用功，直到我看到一个四支队的战士每天复习到凌晨一两点之后才真正有了危机感，我决心要付出自己全部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的理想，我也每天复习到凌晨一二点。那个十分用功让我敬佩且产生危机感的战士后来成了我的军校同学，他叫徐明来。
　　 七月武警部队组织统一招生考试，成绩出来后我考上了。应该说我能考上军校既有幸运，也有自己的努力，我那时那种积极向上的劲头我可以永远引以为傲。
　　 1998年军校毕业后，我还是被分回到了武警延安支队，当时肩上扛着一毛一的少尉警衔，那种骄傲人生大概不会有第二次了。
　　 到支队报到后，我们一起毕业的军校学员被分到了不同的中队和不同的岗位，我被分到了一大队一中队，就是我们口中的姚家坡中队，到中队后我被分到一排当排长。
　　 不过我在姚家坡当排长的时间并不长，到1999年3月我被调到原来当战士的中队——宝塔区（延安市）中队当司务长。
　　 2001年我再次被调到姚家坡中队当副中队长，那一年冬季我被安排到四川甘孜接兵，有幸到了一回高原，而高原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因此写了一篇散文《高原印象》。
　　 2002年我在那儿遭遇车祸。
　　 2002年底我被调到直属大队的队部王家坪。
　　 2003年我被调到支队政治处组织股，开始了机关文字工作。
　　 2005年到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参加集训。
　　 2006年被我被调到子长中队任中队指导员，但是任指导员的时间也很短。
　　 2007年调支队任机要股长，在武警西安工程学院培训。
　　 一年后改任机关司令部通信股长，直到转业。2008年参加了奥运火炬在延安的传递执勤任务，但似乎印象并不怎么深刻。
　　 这大概只能算是一个部队的简历，这十几年里遇到的人，发生的事非常多，我会慢慢讲述。
　　
　　 ◎那些人
　　 要说回忆陕北的那些人，我最先想到的是老贾一家。
　　 老贾并不是部队上的战友，他是二庄科的一个农民，当时他就住在武警中队的旁边。
　　 老贾一家据说是黑户，具体没有得到印证，但是他家有三个儿子，在那个年代生三个确实不多见。老贾在半山坡种一片玉米地，农闲时就在当地打临工，一家五口住在一处简易的砖墙房子里，他们的房子就在中队上去不到五十米的坡上。
　　 老贾是个憨厚的陕北农民，但是憨厚之中也有着一些狡黠，我们中队如果有事需要他来帮忙，他一般都会答应，但是于其中他也总想多得到一点好处。老贾婆姨则是那种十分憨厚的陕北人了，平时见着谁都笑着脸，那时候中队还没有洗衣机，有些战士懒就把衣服拿给老贾婆姨让她帮忙洗，多少给她点好处。不过这两口子用现在话来说感情甚笃，有一次两口子在玉米地里干活，老贾婆姨不知怎么把老贾鼻子划了一刀，鲜血直流，但是老贾脸上却看不出半点怒色。
　　 那时老贾的大儿子十五六岁的样子，已经不念书了，跟着一天干农活；老二眼睛有点瞟，整天无所事事；老三还没上小学，一天没事就站在坡上看中队战士训练干活。
　　 只要我们到菜地里干活，我们就总会到老贾家里借工具，他们家里堆满了种军用胶鞋，军用脸盆，那都是战士不用了丢弃后他们拾回来的。有的战士有时候会从外面搞点菜，玉米，就借着老贾家的锅来蒸煮，那时候吃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个大问题。时至今日，不知道现在那一家过着怎样的生活。
　　 老高，是我们的指导员，原先任中队长，我们下队后改任中队指导员。我们平时都喊他指导员，但是老兵背地里都称呼其老高，我们当老兵的时候也这样背地里称呼他。
　　 高指导员是典型的陕北大汉，个子高，嗓门大，爱抽烟、爱喝酒，也喜欢打牌。他是80年的兵，是直接提干，文化不高，平时也不给战士做什么思想工作，但是他能把战士镇住，战士也比较服他的管。老高喜欢骂人，对那些调皮捣蛋的战士经常是“杂儿子”。他那时查哨很特别，有时候深夜喝酒打牌回来晚了，就站在中队通往看守所的半坡上大声喊“哨兵——”声音拖得很长，如果哨兵答到后就没事了，如果哨兵没有答到，那他就要到哨楼上去看。
　　 高指导员转业后选择了自主择业，但是他的糖尿病很厉害，每吃饭必在肚子上注射胰岛素，但还是戒不掉酒。
　　 贾队长，是我当战士时的中队长，但是老兵私底下也称之为老贾，甘肃人。
　　 那时候看守所关有女犯人，而且经常放风的时候会出来，这对二十来岁的战士多少会产生一些诱惑。那时候的看守所还是窑洞结构，四个窑洞用围墙隔开为一个院子，一共有七个院子，女犯和死刑犯在六院，当然女犯与死刑犯也有围墙隔开，我们上哨就在窑洞顶上和监墙走道上巡逻，站在四院的窑洞顶上就可以看到女犯人。
　　 上哨是个顶无聊的事，所以有些老兵便找一些犯人聊天，当然找女犯聊天的也有。中队干部对这种事当然是清楚的，所以经常在大会小会上讲，要杜绝这种事的发生，我还记得他那时在大会上讲的一段话：“有些战士跟犯人，是莲菜（北方人叫藕为莲菜）炒豆芽，勾勾搭搭，还有的跟女犯人有交往，成什么体统。”
　　 老贾的儿子那时还小，正在上幼儿园，有时候嫂子会把小孩带到中队来玩，有些战士逗他玩，趁队长看不见就把那小子抱着吊到单杠上去，小孩开始觉得吊在上面好玩，一会儿就撑不住了，又不见有人来抱他下来，就吓得哇哇大哭，我们则在旁边幸灾乐祸。
　　 贾队长后来调到了甘肃省公安厅警卫厅局，据说当了纪委书记，提副师了。
　　 李红，我当战士时延安市中队的班长。他并不是我的班长，我在三班，他是一班长，之所以对他印象深刻，是因为对比其他的老兵和班长，他待新兵要好得多，他不会随便批评新兵，也不会整新兵，而且比较关心战士，没事时也会跟战士聊天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