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在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操纵下，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愈演愈烈，国人只能在夹缝中苦苦挣扎，社会动荡，民不聊生。1?月1?日，孙中山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中国革命开始了一个新时期。6?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麟游县在陕西省立第三师范学院上学的赵伯经、刘耀庭等同学利用暑假，回到母校麟游县立高小宣传革命思想，成立了“麟游县雪耻救国会”，押着县民团团总琴玉卿和恶棍罗大游街示众，群众拍手称快；1925年，地方军韩清芳部驻麟游,私设杂税局卡,苛收各种税款，在崔木、上岭、天堂等地,滥派粮款,杀人放火,用开水烫死百姓二人,打死三人,群众组织民团自卫，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复杂。加入共青团组织的赵伯经从省立第三师范学院毕业回家探亲，正赶上群众反映县款产保管员扬鼎卿吸食鸦片，遂与刘耀庭等同学一起组织队伍游行示威，冲进县政府要求撤换县教育局局长和县立高小校长。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直接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公开破裂，中国革命从此开始了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8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赵伯经、刘耀庭、白廷栋、魏勤轩顶着“白色恐怖”的逆流，在省委统一领导下，回麟游县立高等小学任教，成立麟游县共产党小组，在西府地区较早建立了麟游县地下党组织，从此掀开了麟游县土地革命时期崭新的一页，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风暴迅速席卷麟游大地。1928年2月，麟游县立高小教务员王乐天、进步学生刘章天等相继加入中国共产党，全县党员人数迅速发展到了9人，在岐山县委特派员李琦、曹永丰的指导下，成立了由岐山县委领导的麟游县党支部，刘耀庭任书记。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作为一个先进的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她凝聚起了广大被压迫人民群众的磅礴力量，使一切反动势力感到极度恐慌。1927年6月，冯玉祥与汪精卫、蒋介石分别在郑州、徐州举行会议，决定在豫、陕、甘等省进行“清党”反共，将苏联顾问和著名共产党员“礼送出境”。7月18日，冯系陕西省政府成立，宣布解散一切革命组织，不准共产党员跨党加入国民党，先后逮捕了著名共产党员刘天章、白超然，杀害了共产党员史可轩、刘含初，改组了以共产党员为主体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停止了农协活动，轰轰烈烈的陕西大革命运动因冯玉祥的血腥镇压而失败。这时，中国共产党在陕西的党、团组织纷纷行动起来，积极开展群众性的反对军阀独裁斗争。
　　 出身麟游县名门望族的甄寿珊，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第四方面军第十七军第三师师长，正驻防在临潼雨金、交口一带，由于他幼年受到进步文化的熏陶，早年接受民主思想，积极拥护孙中山先生的政治主张，进行革命活动屡建奇功。他不顾个人安危，反对“清党”运动，暗地设法营救被捕入狱的革命同志和共产党员，曾掩护刘天章、王泰吉等36名党员在他的部队设立学兵队党小组，开展兵运工作，广泛宣传马列主义救中国的道理。秘密保送党的骨干力量张仲实、黄彦英等去苏联学习，资助优秀青年到广东、四川求学深造，接受革命教育。还先后接纳了习仲勋、阎揆要、赵伯经等到他的师部任职工作，多方保护和营救共产党人。使雨金屯地区革命形势红红火火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一度誉称雨金屯为“红城”“红都”和陕西的“小莫斯科”。
　　 1928年春，甄寿珊奉陕西省主席宋哲元之命，率所部四个旅从临潼雨金移师，前往陇县吴山剿匪，部队经永寿、崔木到达麟游县城休整，省委指示教导营一营长王泰吉伺机发动武装暴动，起义后往东经礼泉、淳化向省委驻地渭南靠拢。后因部队到达礼泉县南坊镇被当地民团镇压驱散。麟游起义虽然暂时失败了，但他打响了共产党人在宝鸡西府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极大地鼓舞了革命斗志。
　　 1929年，也就是民国十八年陕西年馑，200多万人活活饿死，200多万人流离失所，逃亡他乡，800多万人以树皮、草根、观音土苟延生命，奄奄一息。在旱灾发生的同时，又有风灾、雹灾、虫灾、瘟灾、水灾、火灾、兵匪之灾一起袭来，使全省92县尽成灾区。扶风县回乡军人杨万青招募饥民，拉起队伍10万余众，自定番号西北民军，引起省政府恐慌，委任省印花税局局长甄寿珊前去收编，甄寿珊反复权衡，决定自立门户公开与省政府分庭抗礼。面对灾荒，陕西省主席刘郁芬既不赈灾又不救民，甄寿珊出于义愤，率领西北民军横扫关中，一直打到潼关，将刘郁芬逐出陕西，东渡黄河，投靠山西冯玉祥。省委指示赵伯经加入西北民军，徐图发展，甄寿珊委任赵伯经为西北民军司令部卫队第三营营长兼麟游县县长，赵伯经变卖家产，买来枪支弹药，与王乐天、刘章天等一起，带领卫队冲进县政府大院，赶跑县长邵攀桂，公审县粮秣局队长张垚，整顿治安，悉心抚民，造福乡梓，掌握了革命斗争的主动权。
　　 1930年7月，杨虎城率17路军入陕。11月6日，革命斗争形势急转直下，甄寿珊被国民党残忍杀害，西北民军随之瓦解，省委通过多方运作，才使赵伯经率队加入驻防麟游县城杨虎城部新编旅第二团第三营任营长，他继续扩大队伍，招募刘郁芬残部，说服共产党员魏含忠带来40多人，编为第三连，全营人数扩大到200多人。1931年12月，趁团长赵慧生去彬县旅部开会的机会，赵伯经秘密策划武装暴动，带领刘章天、王乐天、魏含忠等收缴团部武器，击毙副团长杨德武，震慑流氓无赖二营营长屈耀亭，取得了武装起义的决定性胜利。
　　 起义部队向北转移，准备进入千陇山区，开展武装游击斗争，行至阁头寺遭遇在此抢掠群众牛羊的岐山民团袭击，三连连长魏含忠光荣牺牲，其余人员在枪无弹药，人无衣食艰难困苦当中不得不掩埋枪支，分散出走，赵伯经去西安向省委汇报请示工作，然后去王泰吉骑兵团学习军事知识。国民党反动派气急败坏，拿他的家人开刀:妻子被严刑拷打致死，不满两周岁的孩子随之夭亡;母亲被敌人将机枪架在肩上，残害致死，住房也全被焚毁。国民党新军阀的残暴行径使他十分悲愤，但也更加坚定了他革命斗争的意志。
　　 1932年5月13日，久旱不雨,庄稼薄收,官府苛捐加重，两亭、招贤、北马坊1400多农民,集中镇头、北马坊准备围城交农请愿,被第三区招贤区长赵兴隆告密,县政府派军队打死三人,受伤者十余名,抓捕杨三泰、刘万祥、刘光锐等三人,交农运动夭折。3个月后，县长徐养锐被免，被抓捕的3人释放。同年2月，习仲勋、吕剑人、许天洁发动两当兵变,由凤县辗转经麟游来到崔木镇北王村休整，进一步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鼓舞了革命斗志，播撒了革命火种。
　　 1932年8月，在省委派来的袁鸿化、何维贞、魏志义等共产党员的指导协助下，赵伯经联络王乐天、刘章天、许晓东等13人在桑树塬丰塬村丰子地东岭赵康家里召开会议，总结上次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决定成立麟游游击队，重新组织武装，与国民党反动派开展真刀实枪的斗争。当队伍扩充至30多人的时候，吃粮问题成了摆在游击队面前的头等大事，面对饥荒，游击队创造性地开展外出背粮运动，他们前往彬县水口镇、灵台县邵寨镇等地劫富济贫，解决生计问题，刘士贤、刘志勤等4名年轻的游击队员分别被崔木镇地痞恶棍邵登科和国民党保卫团团长侯振国先后残忍杀害，年龄还都不满30岁。
　　 1933年10月，县保卫团团长侯振国纠集队伍往申家塬方向企图偷袭游击队，被哨兵发现，游击队向东翻越大沟，来到雷家塬，敌误以为游击队怯阵逃跑，从余家洼翻沟想去截击，被游击队杀了一个回马枪，共歼敌130余人，俘虏30余人。20天多后，保卫团100余人又从紫石崖方向往碑子梁赶来，想报雷家塬之仇，赵伯经指挥刘章天、许晓东等8名突击队员冲下梁顶，打退敌人的主力冲锋，五分队队长魏兴华俘虏3名团丁，顺藤摸瓜活捉了团长侯振国。这次战役共缴获长短枪150余支，子弹4000多发，教育释放姚辅汉等团丁七八十人，侯振国负隅顽抗，企图逃跑被游击队员当场击毙，保卫团全军覆没。
　　 国民政府第23任麟游县县长郭文萱急红了眼，派人挖掘赵伯经祖坟，从凤翔警备司令部搬来救兵一个营，营长王耀寰扬言要消灭游击队，展示他国军正规部队的威严，结果被游击队2.4.5分队从东庄、1.3分队从西庄两面夹击，打了一个措手不及，王耀寰负伤逃跑，敌军吓破了胆，纷纷投降，魏兴华等5名队员壮烈牺牲。队员王万镒本是赵伯经的妻弟，作战时临阵脱逃，贻误战机，严重违反革命纪律，后被处决，足见游击队革命意志的坚决和组织纪律的严明。
　　 盘踞在崔木西北洪泉乡沿河村和窑舍一带的土匪头子乔长洪横行乡里，为非作歹；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群众深受其害。游击队带兵布阵，从沿河至西坪、老虎沟一带东西夹击，南攻北截，击毙乔长洪、活捉8人，缴获长枪7支、短枪两把，返还了被抢群众的财物。1934年6月，中共麟游地下组织根据省委指示,把游击队改编为地方团队——麟游县保卫团崔木区团,将县党支部改建为县党总支，领导县立高小党支部和崔木区团党支部，属中共陕西省委直接领导的秘密武装。此后，崔木区团边开展军事训练边维护地方治安，多次剿除流窜县域各地的国民党散兵及土匪，保障了百姓生命财产安全，同时调动了当地群众投身革命的积极性。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西兰工委委员严克伦协助麟游县党总支在县城召开群众大会，成立麟游县各界抗日救国会，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抗日热情，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不仅锻炼了队伍，甚至还接管了县政府的政权。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了全面一致抗日的局面。
　　 在南京受训回到麟游的县长杨烈趾高气扬，指手画脚，决心重纲治吏，清除赤色，停发崔木保安分队薪饷，国民党十八师派一个团驻防麟游，崔木街道经常有特务分子神出鬼没，县特支决定，赵伯经进入边区学习，队员携枪支回家，静观时局变化。时任军委参谋长的叶剑英听说了麟游的工作，特意介绍赵伯经到边区桃渠河参观，中央代表李维汉、关中分委书记习仲勋、省委委员兼蒲城中心县委书记张策等领导分别会见了他，大加赞扬。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麟游地下党秘密武装分驻崔木、两亭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赵伯经担任县常备分队长，带领宣传工作队在麟游县城、两亭、天堂等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他与新任县长温雅儒交为朋友，被推荐为县兵役科科长，刘耀庭为军事科科长，赵杰为常备队队长，以合法身份开展工作，惩处了反共分子社训队督练员邬凤鸣，重创了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嚣张气焰。1938年2月省委决定，麟游56名党员，人数较多，特支改称县工委，赵伯经任县工委书记。这年夏天，从延安抗大学习回来的王乐天当上了县常备队分队长，党内担任麟游县委书记。
　　 1939年以来，以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王宏达为首的顽固势力，积极发展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四处打探捉拿共产党，坚决执行国民党政府颁布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产党问题处理办法》等法令，一定要把共产党及其同情分子从公职队伍中清除出去，党组织的生存空间被压缩，斗争形势日益严峻。1940年8月，党中央鉴于陕西国统区国民党穷凶极恶捕杀共产党员的严酷现实，作出《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要求国统区党组织坚决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16字方针。麟游县委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爬高站稳”、韬光养晦、背诵文件不给敌人留下任何蛛丝马迹等工作方法、经验多次受到省委通报表扬。1942年，赵伯经任教育科长后,为开展抗日宣传,主持举办“麟民游艺社”,募捐集资,购置衣物道具,后改为“抗建剧社”。演剧所得之钱,除剧团用外,一部分捐给学校修校舍,一部分赠作抗日救亡活动经费。济南沦陷后，原在山东教育厅做官的刘玉德来麟游当县长，赵伯经通过各方力量,对他进行抗日救国教育，关系逐渐融洽。社训队督练员何智贪赃枉法，被押送专员公署查办，顽冥不化的何智反咬常备队队长赵杰是共产党员，县委指示赵杰外出躲避，小人得势的何智更加猖狂，意欲夺取县自卫队队长职权，王乐天与对手比试枪法，赢得一筹，刘玉德宣布：任命王乐天为麟游县自卫队队长。
　　 县委交通站负责人，崔木乡乡长杨森担负着接待我党上级交通员，护送领导进出边区，传递党内文件情报的重要职责，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崔木是北出麟游的交通要道，自古就是兵家必经和必争之地，东北紧邻省委机关旬邑，南下50里就是县城，向东30里便通向西兰公路。为了办好这个交通站，县委没少出力，扶持杨森当乡长，全县只有4个乡，一乡之长可谓权力不小，起初这家伙还谨慎小心，没多久就染上了黄赌毒贪，甚至拦路抢劫，鱼肉百姓，横行乡里，群众联名告状，刘玉德悄悄将状子递给赵伯经，县委多次批评教育，王乐天专门找其谈话训导，他阳奉阴违，不思悔改，变本加厉甚至怀恨在心，竟然对往陕北贩运物资的“土客”都动起了歪心思。1943年，马绍中接任麟游县长，乌云密布，寒气逼人。专员温崇信更是狐假虎威，恃势凌人，老牌国民党员、常住麟游的扶风籍退役军人冯华堂亲自带领杨森向省政府报告，省派第九军来了两个营，接管了城防，同时切断了北上的道路，斗争形势风云突变，山雨欲来，惊心动魄。赵伯经指示：销毁党内文件书籍，想办法补充弹药，随时做好撤离准备。自卫队队员海珍领来一个面黄肌瘦的士兵，说是要卖子弹，柏万礼给了三块银元，黄灿灿的七九子弹至少百十余发，可把他乐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