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腊八是小年。每到这时节，父母就忙碌起来。房屋虽然老旧，家具虽然陈旧，可父母依然照例大扫除。挑个暖和无风的日子，把家具、家什都搬到天井里，拿笤帚清扫，拿抹布擦拭，拿碱水洗刷。一切都要收拾得干干净净，衣柜、碗橱、八仙桌，一双筷子、一把锅铲，一个青花瓷碗。屋顶和墙面，也要拿扫帚划拉一遍，除去那上面的积尘和蛛网。
　　 打扫完，屋子里便尘土飞扬，轻细的尘埃久久不肯落下来。父亲就抱些柴草，在屋子当中点起火来。红黄的火苗呼呼燃烧，屋里的气温渐渐升高。热热的空气，从门口和窗口升腾出去，顺便带走了那些飘舞的尘埃。而父亲和母亲却已是满身灰尘，沉淀于衣褶和脸上的皱纹。这种活又脏又费力气，许多年轻人都懒得去做。有这时间，还不如搓搓麻将，打打扑克。可父亲说：“除夕除夕，不扫除怎么除去晦气迎来喜气？这是风俗，这是习气。”
　　 贴在灶前的神像也要揭下来，烧化了，再将新请的灶神贴上。那灶神是木刻版印的，大红大绿的颜色。父亲搬来一张小方桌，焚上三炷香，摆上清水、秆草、点心、花糖。那点心和花糖，是给灶王爷吃的。吃了口舌甜如蜜，好到玉皇大帝那里报喜，说此户人家如何勤俭、勤励。那清水和秆草，是给灶王爷的白马吃的。吃饱了，好有力气嘚嘚嘚地跑。
　　 从镇上赶集回来，父亲总不忘买一卷红纸、几张年画。母亲将红纸剪成喜鹊闹梅，剪成莲花开放，红艳艳贴在窗户上。父亲买的年画，多是“莲年有鱼”，多是“福禄寿喜”，有时也买“梅兰竹菊”。有了窗花，窗户也就有了灵性；有了年画，墙壁也就有了喜庆。春联，父亲是从来不买的。总要把红纸一条条裁开，提笔研墨，信手写来。写自己所想，写自己所爱。“东风杨柳归旧燕，春雨桃花迎新年。”“陌上春色杏花开点点，堂中新年紫燕舞翩翩。”写完，贴在大门两旁、屋门两边。总要贴得端端正正，不能颠倒了上联和下联。仄音在左边，平音在右边。其实父亲的毛笔字写得一般，他就是喜欢写，写的是心情，写的是新年。
　　 过年做饭，不仅仅是为了解馋，一笼一锅都是有讲究的。馍馍要揉成那种长长的、高高的，插在竹签上蒸得白白胖胖。蒸熟，还要染一点红色在顶上。这样的馍馍，叫“鸿运当头，高高在上。”塘里挖来的白莲藕，洗净污泥切成片。两片相连，两片相连，不可切断，意思是“丝丝相连”。炸出的耦合香香软软、金黄灿灿，意思又是“和和满满”。年糕也是一定要蒸的。糯性的小米磨成面，和硬一点捏成窝窝。大红枣煮熟按在窝窝上，一共要按四颗。糕就是“高”，枣就是“早”，四就是“四季”。如此，这年糕也就是“四季升高”了。
　　 这些活，大都是由母亲来做。她每日里扎着青围裙，蒙着羊肚子手巾，抱柴烧火，发面揉馍馍。袖口高绾着，两手被北风吹得紫红。天一亮就起来，天黑透才歇下。一天发两大瓷盆白面，蒸四大铁锅干粮。我总劝母亲少蒸一点，蒸多了吃不完。母亲总说：“咱家人多，给这个几个，给那个几个，一分散就没了。”可每次过完年，母亲蒸的干粮、炸的藕合，总会剩下许多。存在瓦缸里，干得裂成四瓣；藏在冰箱里，冻得石头一般。
　　 二弟一家子在遥远的南方，三五年也回不来一趟。三弟离家几十里，却也是成天价忙。能守在家中过年的，似乎也就是我这个老大哥了。
　　 一踩腊月门，母亲就打电话给二弟，问过年回不回来，腊月二十几回来，火车票好不好买。二弟说：“明年吧，今年太忙了。”母亲说：“她娘俩呢？”二弟说：“咱老家太冷，她娘俩都不禁冻。”母亲说：“俺那孙女都八岁了，从来都没回来过。”二弟说：“不是有微信，不是有视频。”说着就把视频通话打开。手机里是他女儿水灵灵的笑脸，穿一条连衣裙，扎两条羊角辫。普通话说得很标准，偶尔还飘出几句英文。母亲说：“俺妮又长个了。”说着就用手在屏幕上摸索，摸索孙女的小手，摸索孙女的小辫。摸着摸着，就落泪了。二弟说：“不是都好好的。”就把电话挂了。父亲把毛巾递给母亲，沉默一会儿说：“你那泪蛋蛋，最不值钱。”
　　 过几天，二弟从微信打过来一笔钱。父亲不收，一天之后便原路退还。过几天，二弟又从微信打过来一笔钱。父亲不收，一天之后又原路退还。日子就这样匆匆流过，一天又一天。一点又一点，接近了年关。
　　 大年三十，天气出奇的好。红红一个太阳，蓝蓝一片天。也不刮风，老枣树和老榆树都很安静。请家神就是请祖宗，大年三十早上，将老祖宗的魂灵请到家中。天麻麻亮父亲就爬起来，穿着老式的棉裤棉袄，戴着青布长沿帽，手里捧着三柱香，来到祖坟上。原野安静，枯草和麦苗上结着厚厚的霜，蜿蜒的灰白的小路，挺直的灰白的杨树。父亲在坟前嗑了三个头，低声说：“老祖宗、爹、娘，回家过年，回家吃饭。”将三炷香插在坟前，然后起身往回走。走得很慢，左腿依然有些跛，身子就向左边一歪一歪的。自打前年股骨头坏死，动了手术，父亲的行动就愈发吃力。请家神的时候，我说：“我去。”父亲说：“有我哩。等我走不动了你再去。”固执地拉开大门，微微驼着背，固执地消失在黎明的寒气里。
　　 老祖宗的魂灵回家后，大门前要横上一根木棍，防止游魂野鬼进来。堂屋迎门正中，端端正正挂一幅“主子”。就是白纸或白布上，画着祠堂、供桌、牌位和苍松。牌位上写着祖先的姓名，按着“父、祖、曾、高、天、烈、太、远、鼻”依次往上排定。“主子”前的八仙桌，摆着糕点、水果、馒头和炸货。黑瓷香炉里的香火，需日夜燃烧着，意味着香火延绵，子嗣繁多。每次吃饭之前，父亲都要在八仙桌前烧纸磕头，跪下和起身时，都显得有些困难。我说：“我替您磕。”父亲说：“这哪有代替的。”
　　 午后，空气少有的暖和。母亲扎上青布围裙，绾起袖子又开始忙活。切猪肉，泡粉条，择韭菜。蒸白鲢，炸笨鸡，炒蒜苔。热腾腾的水饺，满桌子的菜。父亲打开他最爱的景芝白干，倒进白瓷酒壶里，靠在火炉边慢慢暖着。炉火旺旺，蜂窝煤在炉膛里哔哔啵啵响。空气澄明，漫天的星星。烟花和闪光雷喷出的火星，照亮了除夕的夜空。酒香、菜香，还有火药燃烧的气味都飘散在空气中，愈来愈重，愈来愈浓。
　　 三弟说好下午回来，可直到现在，他那辆黑色“大众”，依然看不见影踪。好几次母亲走到大门外，朝县城的方向张望，脖子伸得老长。父亲说：“坐下歇会吧，你不累啊。”母亲说：“这都几点了，大过年的。”就催着父亲打电话。父亲把电话拨过去，三弟说：“值夜班，赶明再回去拜年吧。”母亲眼里就失去了原有的亮光，又催父亲打电话给我。可公司没有放假，没有停产。为了安全起见，车间主任和技术人员必须值班。当我在电话里说，今晚不回去了。父亲只是“喔”了一声，别的什么也没说。电话里，我听见老家的电视机响着，老家的炮仗响着，老家的孩子们吱吱喳喳笑着。噪杂声里，有母亲微弱的却又绵长的叹息。
　　 第二天早晨，我和三弟终于赶了回来，车开得飞快。那时已是八点多钟，大多数人家都已拜完年，聚在家中喝茶闲谈。匆匆吃一碗饺子，就随着父亲出了大门。大街上满是红红的纸屑，火药的香气尚未完全散去。红红的灯笼，红红的春联。穿着红衣裳的小女孩们，有着红扑扑的笑脸。
　　 村子不大，也就分那么四五个院。我们这一院里，算是人数最多的，加起来也就那么八十多个。先到东头三奶奶家。三奶奶九十多岁了，耳朵有点背，不过眼睛还没花。独自坐在炕沿上抽旱烟，喝早茶。见我们爷仨进屋，就拍拍热乎乎的炕头，示意坐下来说话。父亲先冲着迎门的“主子”磕了三个，又转身冲着三奶奶磕。三奶奶就笑着把父亲拉起来，说道：“小啊，别磕了。又不是小岁数，都七十多了。”父亲说：“还行，还能磕得动。”就问三奶奶吃了几碗饺子，身体如何等等。说话时，脸上满是笑容，似乎过了一个年自己没有老，反而变得年轻。似乎他喜欢听辈份大的人叫他“小”，叫他“小子”。如此就觉得自己还不老，自己的岁数和辈份都还小。
　　 之后就是四奶奶家，就是五爷爷家，就是狗爷爷家——一大遭拜下来，一大遭磕下来。父亲走路就更慢了，就更跛了，像是北风中的老玉米秸微微摇晃着。不过他的脸色却活泛了许多，红润了许多。我说：“岁数大了，腿又不得劲，就别磕了。”父亲说：“上坟哪有不烧纸的，拜年哪有不磕头的。”又说：“现在的小年轻，光怕弄脏了他们的衣裳。往门口那么一站，也不磕头，也不问候。”说着就微微摇摇头。三弟说：“改革开放，磕不磕头都一样。人家有的专家和代表，提议把春节取消。”父亲瞪三弟一眼，立起浓重的眉毛：“胡说八道！”
　　 拜完年，三弟急着赶回县城。母亲用方便袋装了包子、馍馍、饺子、藕合，大嘟噜小嘟噜放进后备箱。嘱咐说：“别在塑料袋里捂着，别长毛了。你不吃猪肉，包子、饺子都是牛肉的，还有韭菜鸡蛋木耳的。”三弟说：“少拿点，吃不了这么多。”母亲说：“我和你爹能吃几个，都是给你们做的。”三弟眼圈一红，低头钻进车中。机器启动，车轮滚动。黑色的“大众”缓缓离开了家门，离开了小村。大街上红色的纸屑，跟着车轮跑了一会儿，才渐渐停歇下来。
　　 村子里，有炮仗稀稀落落的响声。一群穿新衣裳的孩子，一会儿跑向西，一会儿跑向东。三五成群地大人站在阳光下，慢悠悠说话拉呱。树枝上的喜鹊和麻雀，似乎也比以前多了。不过三五天之后，这热闹的小村就会寂静下来，寥落下来。忙碌的年轻人各奔西东，不见影踪。只剩下父亲和母亲们，站在大门口，站在天井中，听麻雀唧唧的叫声，听喜鹊喳喳的叫声。这红红的春联和灯笼，也会在春天的风雨中，渐渐消退了它们的新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