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的霜总是会厚厚地来，总是会停在家门口菜地里圆圆的白菜上，那些白菜就毛茸茸的了，像极了兔子直立的耳朵。田野的枯草也披着银白的霜。寒冷的冬天就白茫茫地来了。
　　 小叔已经在村后的山上挖了很多树蔸子，在房屋后面堆成了小山。真正的严寒到来时，蔸子架在火塘中间，燃了起来，蓝幽幽的小火苗舔着吊着的水壶或者鼎罐，等下面卧着了一些猩红的火子，就如火山的口子一样艳丽无比。有火就能把冬天燃得暖和、明媚、热闹。冬闲似乎和寒冷一起到来，奶奶家温暖的火塘边，总是坐满了人。蔸子火经烧，一个可以烧很长时间，奶奶家的热闹也很长久。东家的奶奶，西家的婶婶，一起聊着家长里短。有时是一些爷爷辈叔伯辈们，聊一些好笑的事情，或者听爷爷讲我的太公走下江贩木排，眼前的现实和遥远的过去在火光里热气腾腾。爷爷还会算命，掐八字。已经很遥远的冬天里，爷爷就坐在一个圆圆的草垛子上，伸出几个手指头来掐算别人家丢失的耕牛去了哪个方位。反正我是不信的，在心里偷笑。呆到夜已经深了，树蔸子完全垮塌得没有了形状，火塘不再添加柴火，剩下的火子也慢慢灰暗了下来，人们才依依不舍地回家去，而母亲站在石花窗外已经催了我和哥哥好几遍。
　　 有一两年冬天，我的脚上都要长冻疮，分别在两处地方烂了两个不小的窟窿，有一次甚至走不了路，放学或上学总是母亲接送。那时，我趴在母亲的背上，埋着头不敢看人，害羞且得意。奶奶说只要长了冻疮，来年也会在老地方再长，使我对来年的冬天更加害怕起来，毕竟每晚洗脚时把袜子从紧贴着的伤口上扯起来是令人呲牙咧嘴的事情。奶奶不知道从哪儿得了土方子，在白萝卜上挖了一个洞，把白的猪油放进去，于火塘的火边热灰里卧了萝卜，等猪油被火烤化。猪油发出浓烈的香味，让人垂涎欲滴。奶奶在火光里，把热油涂搽在我的伤口上。那个冬天，猪油在蔸子火一闪一闪的光里，嗞嗞地响，香气扑鼻，滋养了我的伤口。
　　 树蔸子和燃尽后剩下的火子，也是有用的，用铁火钳夹起在一边堆放起来，可以当火炭。那时，哥哥有一个小小的铁筒子，想是母亲在哪儿讨要来，父亲给穿了铁丝在上面当提手。上学之前，哥哥总是在里面堆放了红亮的火子，暖烘烘的。下课的时候，铁筒里的炭火就已经燃得差不多了，微弱的火光上覆了灰白的一层灰。哥哥就往上面添一些黑的炭，鼓起腮帮子对着里面使劲地吹，脸憋得通红。有时就会抡圆了胳膊把铁火筒甩起来。青烟浓重地散出来，然后越来越稀薄。一些男孩子在操场上跟哥哥一样，玩杂技似的，红红的炭火在空气里闪闪地亮着，点燃了男孩子们眼睛里的火焰。有的人脸上不小心沾上了黑炭灰，成了猴子的模样。我也想有一个这样的火筒，可是在我的童年里，铁的筒子在农村里并不容易有，我只能像只温顺的猫一样跟在哥哥身后。有一次他把火筒给我玩，我高兴极了，像男孩子一样，鼓起腮帮子吹，抡圆了胳膊甩。火旺起来以后，提着它不知道想什么出了神，青烟从棉衣的右下方开始冒了起来。慌慌地灭了身上的“火灾”，花棉袄的棉花就可怜地露了出来。放学回家，棉袄的秘密是没办法藏住的，惹了母亲的责备。
　　 阴冷的冬天里，我们对于去老师办公室里背书既爱且怕。老师办公室里有一个暖暖的煤炉子。下课的时候，老师让大家轮流去背书。那时，老师坐在炉火旁边，让我们也坐在旁边的小板凳上，炉子里的煤块已经通体透亮，如太阳般光芒万丈。刚开始，我背得结结巴巴，不知道是因为冷还是紧张。老师的眼神，若有所思又充满鼓励。碰撞到了老师的眼神，我更紧张起来。于是，我不看老师，把视线放到了烧得红艳艳的煤块上。或许是受到了火的鼓舞，我的思维顺畅了起来。背完了书，老师摸了摸我的头，说我背得不错。然后把我的小手合到她温暖的大手里，说我衣服穿少了，明天上学让母亲给我多加件衣服。老师的脸庞，那时在火光里，温暖而慈祥。
　　 如今，隆冬来临时，有空调，有取暖器。然而，那种温暖，似乎刻板、苍白、稀薄，总感觉冷清一些，不像童年岁月里那红红的火，跳跃，闪耀，在我的冬天里燃烧得温暖而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