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今年八十七岁了，尽管这五年来她大多数时间是在轮椅上度过的，但耳聪目明，能吃能睡，甚至连感冒也没患过。单凭这，哥哥、姐姐们就不得不“服”,而我这年过半百的“幺儿”，患个感冒既要吃药、又要打针的，简直是自愧弗如。
　　 每每围坐在妈妈身边谈起这事，她都会很自豪地瞪着我们姊妹几个说：“你们呀！都是‘想事太多’！”
　　 我笑笑，心里暗想“妈妈哟，您几十年一路走来，又何止是‘想事太多’？”
　　 我们兄弟姐妹四个，我排行老幺。都说“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只怪我生在“三年自然灾害”余威尚猛的六十年代中期,所以对当“幺儿”的优越性感受并不多。有时我甚至怀疑，我会不会是“皇帝”的“幺儿”，穿的衣服大多是哥姐穿旧的改的；实在无法再改的，就干脆把几件衣服拆剪成布条(块)，中间加点棉花，缝补成一件少则两层，多则三、五层的“夹袄”。
　　 其实，那个年代，秋冬季节有“夹袄”穿，已经是很幸运的了，如果有一件“劳动布”工作服穿，那简直比今天开大奔还“牛”。
　　 今天想来，那时候我们全家人能秋冬有衣穿、四季不挨饿，不全都是仰仗妈妈“想事太多”吗？
　　 奶奶因后天失明，才“下嫁”给爷爷这个“外来户”，只能在家做些辅助性家务；爷爷因干活太过精细，看不惯别人“糊弄”庄稼，一气之下就再也不去“生产队”挣工分了。这样，全家人一年的“口粮”，就只能靠爸爸妈妈在生产队挣工分来保障了。
　　 这种现实，不由得不使妈妈“想事太多”。
　　 吃，大多数家庭一日三餐是没保障的。农村大都是早晨起床就下地干活，九、十点吃早餐，条件好的，红苕稀饭加咸菜，条件差一点的，红苕加一碗青菜汤就不错了；午饭通常是三、四点吃，然后一直干到天黑；晚上，特别是农闲时节，大多数农家是不吃或吃不起晚饭的。我们家，爷爷不去生产队挣工分后，回到家就一门心思精耕细作那一亩多“自留地”，根据不同季节，在田间地头种一些瓜果蔬菜；妈妈也会教我们去采挖一些野菜，如马齿苋、灰灰菜、水晶菜，特别是蕨菜、槐花和地木耳盛产的季节，会多采挖一些，洗净后在开水锅里焯一下，捞出来晒干，留着和主食混搭着吃，甚至还捡过橡子果，和豌豆(或胡豆)一起混着做成凉粉吃，这样就能节省一点主粮，使我们家一日三餐有保障。当时哥哥正读初中，由于距学校较远，他每天早晨四、五点就要起床，把妈妈前一天为他留的饭热一热吃了去学校，直到下午四、五点放学后才能赶回家吃午饭，每天都要经受饥饿的考验；读到初二时，实在扛不住了，主动找爸爸表示“不想再上学了”，爸爸说：“你要考虑好哈，将来后悔了可不能怪我们没供你读书哟！”哥哥坚决地表示“不怪你们”，妈妈也实在不忍心正在长身体的哥哥天天挨饿，在跟爸爸商量时也就同意了。哥哥的求学路就此终结，至今仍老老实实地在老家种着那几亩庄稼，生活过得既平淡、又艰辛。现在想来，或多或少与当时过早辍学有些关系……
　　 对我们这些娃娃来说，最幸福的就是过春节，大米、白面都能吃得上，鸡鸭鱼肉尽管不多，但有客人时，也能样样见得到，最主要的是还能放鞭炮、糊灯笼。
　　 穿，每人每年做一套新衣是不可能的。我们家老老少少一共八口，每人每年有一丈六尺布票，人均做一套新衣，布票是够用的，但问题是家里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去买布，所以妈妈就得“想事”，精打细算把布票分成几份，家里用不了的，悄悄拿到黑市上去换成钱，再用换来的钱买些布，大人每年做一件新衣，小孩就按年龄，大的穿半新后，留给小的穿，总要想方设法保证家里每人至少有一套七、八成新的衣服，以便走亲访友、上街赶场时穿。最后实在不能再改成衣服穿，就剪成布块，糊成“袼褙”（用碎布或旧布裱成的厚布），做成布鞋，一点布料都不会浪费。
　　 感恩当年被我们家买回去的那些布，正是她们这种“春蚕到死丝方尽”的品质，成就了我们一家人一年四季有衣穿。
　　 住，想有一间自己的独居房间那是不现实的。听爷爷说，早年他从四川贩盐到陕西城固搞“批发”，后来就渐渐租了几间房子，专门把四川贩过去的盐收购过来，干起了“批发兼零售”，再后来就把租的那几间房和后面的院子一起买了下来，一边继续干“批发兼零售”的食盐生意，一边把后面的院子改建成“餐饮＋住宿”的店铺，主要接待贩盐过来的四川老乡，不几年便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张家店”。1949年8月的一天深夜，一场几十年不遇的暴雨把我们家所在的那条老街拦腰冲断，于是我们家一夜之间便从“富农”沦落为露宿街头的“贫困户”；当年12月，城固解放了，露宿街头四个多月的我们家自然而然的被定为“贫农”，且“分”到了同村一“大户”人家被没收的三间瓦房，但出生于邻村另一“大户”人家，明事理、善决断，在乡邻中威望极高的奶奶，只认可是“租住”，坚持每年给生产队主动交六元钱的房租（当时在生产队干一天活最多能值三、四角钱）。这种现实，怎能使爸爸妈妈不“想事太多”？于是他们白天到生产队挣工分，收工后还得摸黑在房屋前后、水塘堤坎等处打土坯，晒干后存放起来，为搭建能供全家人摭风挡雨的房子之用；一天傍晚，为了赶在暴雨前把已晒干的土坯拉回家存放起来，爸爸妈妈摸黑转运土坯，妈妈不慎被架子车从几米高的桥上挤了下去，摔得头破血流，在床上躺了好几天才能勉强下地。直到1974年，爸爸妈妈终于完成了心愿，新修了五间瓦房，使我们一家有了安身之处。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件足可以在方圆十里八乡炫耀几年的风光事，即便如此，我想有一间属于自己独居房间的愿望仍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及的事。
　　 现在回想起来，既应感谢当年那场暴雨，让我们家一夜之间从“富农”变成了“贫农”，免去了随后那个特殊年代因家庭成分而可能遭受的种种苦涩，更该感谢共产党解放了我们，使我们一家很快就不至于再露宿街头，还要感谢那顶“无房户”的“贵冕”，使我们家在“以粮为纲”，耕地管控十分严格的年代，仍能顺利批到五间房的宅基地……
　　 用，想有几角零花钱是不明智的。那个年代，家里如果没人在“公家”体制内工作，想存点钱是十分困难的，我们家就属于“十分困难”这个类型。家里日常开支，几乎全部寄托喂养家禽家畜。我们家一般会喂养两头生猪，一头需作为“统购猪”交售给“公家”，全家一年的开支也大都靠交售这头猪的钱了，所以交售“统购猪”的钱，爸爸都会如数交给“明事理、善决断”的奶奶统筹管理，我们这些小毛孩，连“卖”猪的钱看都没机会看一眼，如果还想讨几角“零花钱”，那就是很“不明智”的了；另一头要一直喂养到春节前，缴了“屠宰税”后才能宰杀，宰杀后的肉会分割成若干小块，熏制成腊肉挂在房梁上，家里来客人或过节时才舍得取一块下来打个“牙祭”。有时也养几只鸡鸭或鹅什么的，但大都是为招待亲友或逢年过节准备的，偶尔下几个蛋能卖几块钱，也都用来购买食盐或照明用的煤油了。
　　 只有过春节时，奶奶或爸爸妈妈才会给我们一至两角不等的“压岁钱”，这已经足可以让我们高兴一整年了；几年下来，最多时我竟然攒了七角钱，直到后来上中学住校时，不争气的“肚子”总填不饱，那七角“压岁钱”也都“贴补”给肚子了。
　　 行，想有一辆代步的自行车是很奢侈的梦想。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在乡下能见到骑自行车的，大概就只有邮电局送报纸、邮件的邮递员了；七十年代后期，公社的干部、学校的公办老师等个别（不普遍）端“铁饭碗”的“公家人”，也开始骑自行车了。记得那时我正上初中，学校特许我们几个距家较远的同学寄宿在学校，放学后自己做饭吃，每周星期天下午，我都要背着米和菜（用玻璃罐头瓶装的辣子酱或咸菜，供在校一周佐饭吃），有时还要背几十斤柴火，走七八公里山路，从家里赶到学校。那时，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辆代步的自行车，但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奢侈的梦想。其一是那时一辆自行车大约卖两百元，这对一个农村家庭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其二是即便攒够了这个天文数字，那也不是想买就能买得到的，在那个什么都要票的“限购”年代，自行车这种高档商品，一般人根本买不起，凤凰、永久、飞鸽这类名牌自行车，一张“购车卷”甚至比自行车本身还贵。1982年初，我们家省吃俭用攒了170多元钱，给热恋中的哥哥买了一辆崭新的“红旗”自行车；三年后，失学回家打了两年工的我，也买了一辆属于自己的二手“永久”牌自行车，才把那个童年的奢侈梦想变成了现实。
　　 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吃穿住用行”方面的窘境才有所改观，但那时，爷爷奶奶已相继离我们而去，两个姐姐也都出嫁，爸爸这才在厨房后面那半间粮仓一角，给我搭了一张床，我才有了独居的房间。哥哥成家后不久便与爸爸妈妈分了家，独留下我这“幺儿”和爸爸妈妈生活，这时我也才真正理解了“百姓爱幺儿”的深刻内涵，尽管爸爸妈妈依然“想”得很多，但透支过度的身体已使他们力不从心。
　　 而我，尽管只比哥哥多读了几年书，却不甘心跟随爸爸妈妈在那一亩三分地里“刨”一辈子生活；于是农忙时，就在家干活，安种好庄稼后，便跑到城里打零工。
　　 这期间，我贩过木炭、养过肉鸭、烧过砖瓦，也曾到煤矿上去挖过煤，同时和一位村干部的女儿有过一段苦涩的恋情，以至于后来我看到《平凡的世界》时，甚至都怀疑路遥老师笔下的少安、少平是“盗版”了我的生活。
　　 成长在那个年代的青年谁又未曾做过“浮躁”的梦！
　　 这期间，我也初尝了人生的酸甜苦辣和世态炎凉，尽管如此，还是不愿丢掉上学时认下的“那几千汉字”，并依托那本《新华字典》，开始编织自己的另一个“梦想”。
　　 妈妈依然“想”得很多。她不明白，那“又不能当饭吃”的书，怎么就能使我吃饭时也不肯放下，甚至劳累一整天后，晚上还独自在小屋的那盏煤油灯下看看写写。
　　 她既心痛我这“败家子”昨晚又“烧干”了她一盏灯的煤油，更心疼我这样长期下去会“拖垮”身体……
　　 那天晚上，我从县城打完零工赶回家，草草地扒了几口饭，就一头扎进自己的那间小屋，可翻了半天，也找不见写有“小说”的那几个作业本了。
　　 我连忙跑过去问妈妈。
　　 妈妈看了我一眼，不屑地说：“咋了？我上午糊面斗（用竹子编的筐，里面用纸裱好后存放面粉）时，在你屋里拿了几个你用过的作业本。”
　　 “面斗哩？”
　　 “放在堂屋的。”
　　 我慌忙跑向堂屋，抓过面斗在煤油灯下仔细察看。
　　 天啊！我以发生在本村的一桩凶杀案为背景，辛辛苦苦写了几万字的那篇“小说”，竟被妈妈完完整整地用浆糊裱在面斗上了。
　　 我欲哭无泪……
　　 见我失魂的样子，妈妈委屈地说：“我用的纸，都是你写过字的，那些没写字的，我都没舍得用，全给你留着的呀！”
　　 望着斗字不识的妈妈，我只能无语地摇摇头。妈妈哟，这次您可真的是“想”多了！那可是我几年来苦思冥想、熬更守夜，一笔一画写出来的呀！
　　 妈妈把没写字的纸“省”下来了，却把我几年的“心血”荒废了。
　　 妈妈十分不解：“不就用了你几本写过字的旧作业本吗？”这以后，妈妈就很少再动我屋里的东西了。
　　 这件事也让我切身感受且更加坚信，人改造环境是有条件的，环境改造人则是潜移默化、悄无声息，甚至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我继续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也许五年、十年后，我就自然而然地并入了爸爸妈妈的生活轨道。
　　 当我无力去改造身边的环境时，为何不主动去寻求一个适合自己生存、发展的环境哩？
　　 “树挪死，人挪活”讲的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这年冬天，我没有和爸爸妈妈商量，自作主张去报名参军。入伍通知书送到我们家那天，我没在。第二天晚上我回来后，看见放在我屋里的入伍通知书，愧疚地来到爸爸妈妈房间……
　　 入伍临走前的那天晚上，爸爸妈妈一夜没睡，帮我收拾好背包，坐在床上等到黎明。
　　 当我走到家门前那条小河边时，转身回望，晨雾中仍能看见爸爸妈妈站在家门口，目送我远行的朦胧身影。
　　 那一年，我二十岁，也是几十年来我们家族中第一个走出家乡去寻梦的人。
　　 到部队后，艰苦的新训对我这种“进山贩过炭，入地挖过煤”的农家子弟来说，简直就是“小儿科”。
　　 后来，我被支队政治处一位领导相中，借调到机关协办一份内部报刊；后来，我被保送进了武警山西夏县专科学校；再后来，我几乎每年都会回家去看望爸爸妈妈，每次回家都会在爸爸妈妈住的房间临时搭一张床，陪他们住一晚。
　　 2008年临近春节，一场罕见的暴风雪席卷全国南北，航班取消，高铁停运，甚至高速公路也限时通行。腊月廿八日，天上飘着零星的雪花，我果断让原计划一起回去的爱人和小孩留在了成都，独自开车回陕西城固看望爸爸妈妈。车到绵阳时，高速封停，交警把我们全部劝下高速，进退两难的我突然灵机一动，拿上警官证上前跟交警交涉。交警没能“通融一下”，但却给我指了梓潼境内的一条已多年少有人行走的山路，于是我别无选择地驾车出发，直至凌晨四点才赶到广元，在战友安排下稍稍眯了会眼，天亮后由战友亲自带路把我送出广元，进入陕西宁强，直到次日晚上9点过，才终于赶到家，原本五六个小时的路程硬是跑了三十多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