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姐生于1965年，是父母的第一个孩子。大姐生下后没足月就在她的左腿膝盖处患了骨髓炎，在幼小的腿上清洗脓血换药一个多月才恢复好。长大后虽没留下后遗症，但因此娃娃吃了亏，在我们姊妹五个当中她个子最矮。
　　 我的大姐除了个子矮一些，长得白净漂亮，在我看来大姐标致的外表拉平了她个子矮的不足，但大姐却把她个子矮看得很重，因此养成了她不服输倔强的性格。
　　 我的父亲在外地工作，家里只有母亲一个劳动力，所以我们是生产队里的缺粮户，常常吃不饱肚子，上初一的大姐自作主张退学到生产队里劳动。全劳力十分工，我大姐年龄小个子矮算半劳力。
　　 大姐虽小但干农活力气大又是能手，她从没有输给个子高的同龄人。她割麦子一手拨开麦子，随即镰刀插入“哧”一声割下麦子，割下的麦子用左脚扛住向前移动，几下一个牛腰粗的麦捆便在她左脚上堆起，再用镰刀勾起，一手摁住将脚上的麦子提起放到麦结腰上，用膝盖一顶很利索地打一个结，一个麦捆就完成。她割田妈妈也是撵不上她的。
　　 大姐虽是半劳力，但挣的工分常常超过半劳力。冬天生产队里组建青年队，早五更吆驴车往田 里送土粪，大姐第一个踊跃报名。那时没有闹钟，妈妈都不知道大姐什么时候起床上工了。她每天都是第一个来到饲养场里挑上年轻利索的毛驴。大姐喜欢一个叫“高橛子” 的驴子，它高大性刚烈，但在大姐的驯服下温顺轻快，人和牲畜都利索，自然大姐总是第一个拉够趟数。在天晓时成人们上工的钟声响起时，大姐她的一班上下来已挣到了三分工，紧接着再跟随大人上班，这样一天就挣到了八分工。夏天打麦场时，酷暑的中午大姐不顾妈妈的心疼劝阻，吆着套着石滚的骡马打场，一场麦子碾轧下来，又可以多挣到三分工。在那个靠体力竞争的年代，大姐的争强好胜是得到回报和肯定的，村上的人无不佩服我的大姐，当时大姐就是引领人物，我们也因大姐的辛勤付出吃上了白面馒头，不再挨饿。
　　 大姐结婚的前两年已分了责任田，记得大姐出嫁的前一天还在为家里干农活，大姐就像我们的母亲一样养活了我们。
　　 大姐在婆家也是很能干，她的婆婆看着她个子矮小就不把她放在眼里，但一次次在农田地里干活，她的婆婆都落后，后来婆婆也只能悄悄地跟在大姐后面干活。秋天责任地里的玉米棒子收回来，一般人家都是用竹筐吊着往房顶上凉晒，但大姐却用妖精掀（一种大铁锹）直接撂上房顶。大姐接触新事物也很灵光，修理电猫儿（打老鼠的机器），压面机，缝纫机等队上的人都请大姐修，还修好了别人刚买回来跳蹦子的（手机铃声设置成了震动）手机，使这个稀罕物不跳蹦子了，大姐在她婆家的那个村子里人们给她起了个绰号叫“赵积撵”就是利索的意思。但是这个时代已不是靠力气大来证实自己的能力了。随着政策的开放，村上的人有的做起了包工头，有的做起了农副产品的二道贩子等买卖，有的举家外出，这个靠思维改变现状的时代很快把贫富差距拉开了。
　　 大姐养过牛、养过羊，现在又种着蔬菜大棚，但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这些年连续供三个孩子上大学，姐夫又不是出人头地的那种，大姐不分白天黑夜地辛苦，日子仍然过得紧巴巴的。好胜的大姐内心无不焦虑。忽有一天，姐夫他哥哥的在外地工作的女儿衣锦还乡，如救世主般地出现在了大姐面前，告诉了大姐一条轻松赚钱的路。这个年代用力气永远也挣不下钱，大姐无不认可这个道理。撩拨致命的语言打动了茫然等待时机的大姐。
　　 一年轻松挣四百五十万，大姐不相信，但想到是至亲的人又犹豫了。这个至亲的人又放上碟片让大姐看
　　 这个“扶贫工程公司”的经营理念和规模。于是大姐叫回这些年费力攻出的大学生小外甥去探个究竟。
　　 外甥去时不愿意也不相信，是大姐非要让去的，小马过河亲自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外甥回来却是大转变，立即辞去了不太如意的工作一心要进这个公司。一个人加入就得八万块钱，大姐到处借钱凑够了八万块钱，在她的这个至亲的叮嘱下神秘地加入了这个公司。
　　 等我们知道此事时，大姐已是激情万丈地鼓动另外两个外甥和二姐来发展小外甥的下线。于是我们阻止大姐，无论我们怎样劝阻和揭穿这个传销的骗局，大姐的意念纹丝不动。于是我们开始破口大骂大姐，我用恶毒的语言攻击她，攻击曾为我们拼下命养活了我们的大姐！最后骂她“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而不再相互往来。我们的阻止和咒骂使大姐又卖掉了家里的牛羊和一些能买的东西，凑够八万块钱让姐夫加入了外甥的下线。
　　 两年后，也就是今年的春节外甥空手回来了，我们去看了大姐，吃吃喝喝之后就回来了。再强大的人也没有勇气表露自己的过失和挫败，我们也更不愿意来证明自己当初的正确而再次伤害大姐。大姐把我们送出户外，看着她漠然的表情，枯草一样的头发在风中摇曳，感觉一切是那样的无奈，我转身只能擦去脸颊成串的泪水。